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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诉讼离婚 > 夫妻一方与婚外异性生育子女,对方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近日就当事人向上海离婚律师事务所的上海离婚律师咨询上海离婚律师费用以及上海离婚诉讼等问题,现提供以下一篇案例供阅读参考,以便解决在找离婚律师或因离婚诉讼中不可避免地涉及房产问题、抚养权等问题,望有所裨益。
  实务难题
  依据(民法典》第 1091条规定,无过错方在离婚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具体情形包括四种:
  (1)重婚:
  (2)与他人同居:
  (3)实施家庭暴力;
  (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而在司法实践中,下列情形并不罕见,即夫妻一方与婚外异性存在不正当两性关系,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双方存在同居或重婚关系,但其双方已经生育子女,甚而夫妻关系无过错相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形下,对上述子女履行了抚养义务。上述情形下,无过错相对方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应否得到支持,审判实践中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与婚外异性生子一方确有过错,且对于婚姻相对方造成精神伤害,应当支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过错方的行为不符合法律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无过错方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疑难案例
  安某与律某均系俄罗斯人,二人于1979年在苏联登记结婚,双方在中国有住所地。现律某诉至法院,称安某与婚外异性袁某长期同居,并公开以夫妻名义生活,构成重婚,且已经生育一子,给律某造成重大精神伤害,现要求离婚,由安某给予其精神损害赔偿。安某否认与袁某同居及重婚,其称与袁某发生了一夜情并共同生育一子。
  法院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安某在与律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其他女性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且有一个非婚生子,违反了夫妻之间互相忠实的义务,对双方的夫妻感情造成了伤害。现律某作为无过错方,坚持要求离婚,应认定双方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准予双方离婚。本案中,安某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其他女性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但律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安某与其他异性持续稳定共同生活及重婚,故其要求安某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法院据此在判决双方离婚的同时驳回了律某要求安某赔偿精神损失的诉求。
  律某对此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安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婚外异性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且已生育子女,有违夫妻间的忠诚义务。安某的上述行为无疑对作为配偶的律某的精神造成了巨大伤害,从这一角度律某有权要求安某赔偿其精神损失。据此,综合安某行为的具体情形、损害后果以及其经济能力等,改判其向律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00元。
  法官点评
  (一)关于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
  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是指配偶一方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遭受的精神利益的损害和精神创伤,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依据前述法律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述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赔偿内容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提起此项诉求的时间条件为:无过错方作为原告提出诉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同时提出,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其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此条规定提出损失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1年内单独提起诉讼,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一审时其未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 1 年内另行起诉。
  (二)对法律规定情形以外严重侵害配偶权行为所提精神损害赔偿诉求的处理
  实践中,有些判例突破了《婚姻法》第 46 条规定的范围,在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配偶一方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下,仅凭配偶一方存在婚外情、出轨,通奸等即判决其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认为此有利于制裁婚外情的不良社会风气,维护无过错方权益。但我们倾向于不应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随意扩大,理由在于:
  首先,从《婚姻法》第 46 条的规定本身来看,是通过列举形式对损害赔偿的适用情形进行了列明,并无概括性或参照适用的规定,
  其次,从该规定立法本意来看,其侧重点在于制裁重婚及与他人婚外同居的行为,即制裁的是挑战一夫一妻制的行为,而一般婚外情行为应属道德调整范畴。
  最后,如确认婚外情、通奸、导致离婚的,可通过分割财产时对无过错方的照顾来维护其权益,不必一定通过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来解决。但正如前文所述,现实生活尚存诸多夫妻一方侵害配偶权的行为,且一些行为对于配偶的精神侵害程度不亚于甚至超出《婚姻法》第46 条规定的情形。
  本案中,安某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婚外异性生育子女且已抚养至 5 岁,对已与其共同生活 30 余年的配偶律某的精神无疑造成了巨大伤害,即属于上述情况。此种情形下,无过错方在离婚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应当如何处理,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前文谈到,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基于此,也产生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对此,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持前种意见,本案的二审判决亦采纳了上述观点,就一审的该项判决结果进行了改判。但应明确,这里的精神损害赔偿与《婚姻法》第 46 条规定中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以及“重婚”所产生的损害赔偿并不相同,后者赔偿要件为“持续、稳定地与婚外异性共同居住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前者为“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生育子女”;前者的法律依据为《婚姻法》第 46 条的规定,而后者的法律依据系当时的《民法总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三)确定精神赔偿数额应考虑的因素
  1.结婚时间的长短
  在婚姻关系中共同生活,对于共同组建的家庭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结婚时间的长短意味着夫妻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夫妻双为维系婚姻关系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这些投入就是双方对家庭的贡献。结婚时间越长意味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物力越多,贡献也就越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同样是发生不忠诚情况时,对于存续期间为几个月的婚姻关系与存续期间为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婚姻关系所造成的伤害必然是不相同的。如本案例中的安某与律某在 30 余年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承认与袁某之间有一夜情并生育了子女,对于律某的精神打击应当是十分大的。鉴于此,对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较长的并且做出家庭贡献程度较大的无过错当事人,在获得赔偿的时候应当有所倾向。
  2.过错方的过错程度
  过错方的过错程度即侵权情节的严重程度,与无过错方受到的伤害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也是法院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重要依据。过错方的过错程度可以通过考察过错方的主观意图,以及采取的具体行为手段、次数、持续时间等情节进行判断。不同主观意图及行为方式反映出过错方主观恶性的区别,相应地对无过错方造成精神损害的程度亦有所差别,同样其受到惩罚的程度亦应随主观恶性的加重而加重。
  3.造成无过错方精神伤害的严重程度
  损害后果的大小是一般侵权案件中赔偿金额定额的关键性要素。在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侵权方对于受害者精神上的损害程度以及产生的后果直接决定了受害者事后的心理恢复程度。因而立足于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来看,以损害后果作为判断赔偿数额是相对合理的。损害后果主要指的是受害人的心理状态和由这种心理状态引发的生理状态。相同事件给不同无过错方造成的精神伤害程度不同,很难寻求客观的衡量标准,但仍有一定规律可循。比如,从无过错方的个体差异考察,不同年龄,不同阶段的人抗击能力和恢复能力不同,一般而言双方婚龄较长、无过错方年龄较大、处于孕期、哺乳期及患病期间的当事人所受伤害程度较重,恢复亦较为困难,对其损害赔偿数额应考虑适当增加;从精神伤害的所引发的客观损害考察,直接或间接造成较为严重后果的,如有证据证实造成无过错方流产、患抑郁症等情形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亦应增加。
  4.当地生活水平的高低
  在确定赔偿金额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建立在当地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来确定赔偿的额度,令受损害方能够得到充分的补偿。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因为过度的赔偿导致侵权方的正常生活负担沉重,从而产生矫枉过正的效果。
  5.过错方经济能力及无过错方的经济状况能力,从而使裁判结果具有可执行性,同时也决定能否达到惩戒其违法行为的考察过错方的经济能力,直接决定了过错方对于赔偿金数额是否具备支付效果和作用。而无过错方的经济状况,影响着一定数额的赔偿金能否达到抚慰其精神伤害的目的,特别是对于经济困难的无过错方,赔偿金的数额也会影响其生活条件。如果侵权人主观上具有严重的加害倾向产生了严重的损害后果,侵权人经济能力尚可,而另一方经济能力较差,这种情况应当适当提高赔偿金额的数额,这种赔偿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在确定赔偿金额的范围时,还应当进行综合分析,对于侵权行为的手段、方式、地点等因素进行考量,侵权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直接体现了社会危害性。一般来说,侵权行为情节较为严重的,对于受害者产生的精神损害程度也较为恶劣。
  6.过错方的认错态度
  侵权人的认错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认错态度也将从两个维度来进行考量,一方面是侵害人对于侵害行为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是侵害人对于受害人权益的弥补程度。在侵害行为产生后,侵权人如果对于自己的侵权行为产生了清醒的认识,并且对无过错方表达出充分的歉意,则肯定会让受侵权方的心理产生莫大的弥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受害人受到的精神折磨,则可以对赔偿金额的数额进行一定程度的降低;反之,如果侵权人在侵权行为产生后丝毫不知悔改,甚至继续这种侵害行为,那么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一种扩大侵害,因而应当适当提高赔偿金额。除此之外,婚姻关系双方在婚姻关系期间对于婚姻关系的奉献和投入等因素也应当列入考量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对于无过错方离婚时或离婚后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过错方行为符合《婚姻法》第46 条规定四种情形之一的,依据上述条款规定判决过错方给予其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于上述四种情形之外严重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行为,则应依据当时的《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摄岩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予以认定和处理。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综合考虑过错程度,行为方式、伤害程度、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
  《民法典》第 109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
  (三)实施家庭暴力;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即在保留《婚姻法》第46 条三种情形的基础上,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修改为“与他人同居”,并增设第5 项“有其他重大过错”,该兜底条款,赋予法院判断的减量权,为离婚的无过错方提供了较为灵活的救济手段。《民法典》实施后,类似本案所涉四种情形之外严重损害夫妻感情并导致双方离婚的情形,经法院认定属“有其他重大过错”,即可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予以处理,而无须再行借助其他法律制度解决。
  裁判精要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婚外异性生育子女的行为,虽不属于《民法典》第1091 条所规定的无过错方可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但属于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对于上述行为无过错方有权依据其他规定,要求过错方给予其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夫妻一方因另一方隐瞒真相而受欺诈抚养了另一方与他人所生育子女,受欺诈抚养方有权请求另一方返还实际支出的抚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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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1-09-04 09: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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